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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见冯国超)《管子》也重视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对百姓的感化作用，认为君主为民众作出道德榜样，可激发民众内心的情感，经过长久熏陶和感染，可培养起民众的道德品格和道德行为。
更重要的，周公并非有篡位的想法，原其心乃是恶天下之倍周也，这从后来归政于成王看的非常明显。16 我们仍然可以把这里的说法和《易传》进行一个比较，在那里，天道、地道和人道是一贯的，但是对于荀子开说，他们是割裂的。
桓公曰：‘寡人读书，轮人安得议乎。官人所了解的，不过就是法之数。14 荀子以法后王著称，同时也在某些情形下主张法先王，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。师云而云，则是知若师也。因天下之和，遂文武之业，明枝主之义，抑亦变化矣，天下厌然犹一也。
《中庸》里说：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就是以圣王为师之义。2《论语》上记载孔子经常和弟子讨论有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、乐的问题，他也曾阅读过《周易》，并引用过恒卦九二的爻辞。有余力而不学文，则质胜而野。
并引李充曰：其典籍辞义谓之文，孝悌恭睦谓之行，为人臣则忠，与朋友交则信。从儒家思想史来看，其后孟子偏重尊德性，荀子偏重在道问学。但《论语》对四者的具体含义和相互关系并没有说明。邢昺把勇解释为果敢，但如果不好学不明大义，就可能成为乱臣贼子。
朱熹《论语集注》：六言皆美德，然徒好之而不学以明其理，则各有所蔽。道德实践是人生根本，学问知识是实现道德的基本途径。
朱熹《论语集注》：荡，谓穷高极广而无所止。朱熹又引游酢语阐明本章是传承三代以来明人伦的主题，引吴氏语表达了对子夏此说可能导致废学之弊的担忧，以为如果按照上一章夫子之言是不会有弊端的。儒家道与学相辅相成，下学上达，由学致道，目标是成就圣贤人格。咸知藉此梯荣，谁知道德为重？或偶语及，便目为迂，根本由此坏矣。
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。若好勇而不好学，则是有勇而无义，则为贼乱。外能如此，在亲可知也。孔安国、邢昺认为这里的贼是指父子不知相为隐之辈。
六言都是美德，但如果只喜好而不通过学习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就会各有所蔽。游艺，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。
韩愈、李翱认为孔子是从人格境界高下立四品，使学生们明白不同学科，殊途同归于造就人品，自下升高，登堂入室，希贤希圣，成就圣人人格。人必忠信，而后可致知力行，故曰忠信之人，可以学礼。
故孔子要保护人伦中这种最天然、最基本的关系，不能为信而伤害这种亲情关系。虽或以为未尝为学，我必谓之已学也。若学而为信，信则合宜。《论语·阳货》篇载子曰：由也，女闻六言六蔽矣乎？对曰：未也。何晏《论语集解》：志，慕也。根本既坏，纵下笔立就千篇，字字清新警拔，徒增口耳之虚谈、纸上之赘疣，究何益于身心，何补于世道耶？然则文不可学乎？曰：亦看是何等之文。
正人之曲曰直，若好直不好学，则失于讥刺太切。以孔安国说为优，皇侃、邢昺也是孔说基础上的发挥。
还引江熙曰：好仁者，谓闻其风而悦之者也。君子义之与比，故见有仁德者而亲之也。
三、余论 《论语》关于德行与学问关系的讨论，为后来《中庸》尊德性而道问学之说埋下了伏笔。德行与学问的关系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问题，古代学者特别重视，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有三不朽之说：大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
他解释朱熹先后之序、轻重之伦，认为志道、据德、依仁作为修养功夫是有先后次序的，但无轻重之别。并引范宁曰：德行，谓百行之美也。君子尊贤而容众，或博爱众人也。四科原文也没有直接解释，结合《论语》文本和历代注疏，对涉及到的人物进行考辨，是可以弄清楚的。
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，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引孔安国：父子不知相为隐之辈,皇侃疏：信者不欺为用。周来祥认为正德行与学术,是个老问题,也是个新话题;是一个普遍的问题,也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话题。
朱熹的注不但义理上精致细密，而且有躬行自证的功夫在，学者不要只是从文字上求其义理，更要躬行实践。不合宜则蔽塞在于贼害其身也。
在四科中，德行为本，文学为末，在原始儒家非常清楚，但后世科举制度专重文学，造成本末倒置，舍本逐末，无益于身心，无补于世道，人极不立，道统不行。这一章也是讨论道德修养与好学的关系，需要逐句解读。
引尹氏曰：德行，本也。孔子教人各因其材，于此可见。而道问学就是对二十章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的概括。分析原因，智者乐水，水性流荡不定，必须通过学习，上升到大道的高度，自觉地自我规范，有所执守。
皇侃疏：孔子为教，恒用此四事为首，故云子以四教也。有人问皇侃：此云‘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，后云‘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，是学文或先或后，何也？他答曰：《论语》之体，悉是应机适会，教体多方，随须而与，不可一例责也。
刘宝楠解曰：颜子好学，于圣道未达一间。如此而心必之焉，则所适者正，而无他歧之惑矣。
闵子骞孝格其亲，不仕大夫，不食污君之禄。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，皇侃疏：直者不曲为用，若学而行之，得中适。